宏观政策重心逐步从兼顾控制疫情和重启经济到挖掘和善用政策空间解决结构性问题。当前，主要经济体采用了不同的模式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核心在于兼顾有效控制疫情、提供充裕的流动性、采取必要手段避免经济出现持续大幅下滑风险。从政策力度看，美、日、英等发达经济体史无前例的货币和财政措施规模将超过GDP的20%，在短期内可以起到不惜代价扶持和刺激经济的作用，但也为长期平衡债务负担和实现政策退出带来了不小挑战。从政策工具看，由于本次疫情同时冲击供给与需求侧的非典型特征，公共部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实体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成为了纾困的核心内容。从政策效果看，主要经济体的救助模式各有所长：中国充分利用政策空间优势发挥银行主体作用，一季度人民银行流动性投放所引导贷款增长产生了1∶3.5的倍数放大效应，3月份企业贷款利率也较2019年底下降0.3个百分点，对应效果均强于大幅一次性降息的美国和已陷入负利率的欧、日；美国则通过政策创新拓宽了救助边界，其最具代表性的举措在于财政部和美联储通过特殊目的实体（SPV）实现公共风险分担，从而得以为企业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该做法在银行对救助中小企业能力和意愿有限的环境下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后疫情时代，应对于疫情大考中暴露的自身结构性问题，各经济体如何进一步挖掘和善用政策空间，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独立性、有效性尤为关键。

彻底改变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有赖于从被动争夺存量需求转向主动创造增量供给。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宽松的宏观政策带来了经济结构扭曲，既加剧了产能过剩，也引发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和主要经济体持续低迷的通胀水平。一方面，廉价的信贷被无差别配给于低效的企业，其所带来的供给过剩压低了价格中枢。以欧元区为例，据估计僵尸企业数量的提升在2012-2016年期间将通胀水平压低了0.4-0.6个百分点（详见附图）。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失衡抑制了内生增长动能，制造业空心化与核心服务业价格低迷形成对偶，也令货币政策当局的政策备受掣肘（详见附图）[1]。在后疫情时代，主动创造增量供给首先需要破解“劳动力-资本-技术”恶性替代的迷思。在资本品价格下降、行业集中度增加强化公司议价能力、自动化对劳动产生替代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的背景下，生产率提升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所伴生的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内生持续性。要推动生产要素间形成良性循环，自动化（automation）趋势需要迎来从量到质的蜕变。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变化通常被设定为要素产出增强（factor-augmenting）的形式。但微观的生产活动事实上由一系列基本任务所构成，任务的实现需要首先完成相应生产要素的分配。最新研究指出，自动化和新工作的引入可以通过优化任务对应的要素分配而影响生产的任务内容（task content），从而带来与传统要素增强内涵有所不同的技术变化，也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

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位置需率先实现向数字与物理交互的新经济转型。回溯过去250年中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工业革命时代、蒸汽机和铁路时代、钢铁和重工业时代、大规模生产时代、信息和通讯时代这五次产业发展变迁，每一轮产业革命长约半个世纪，都率先起源于核心国家，再扩散到各地，并通过包括技术、基础设施、经济组织模式的“技术经济范式”革命性变化塑造着长期的经济走向。学理表明，产业革命的发展经历着“导入（installation）-转折（turning point）-展开（deployment）”的三阶段，其中导入阶段具有明显的“供给推动”特性，依赖于新基建的完成和新范式被广泛接受，而展开阶段则主要受“需求拉动”[3]。过去十年，平台型的消费互联网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其本质还是着眼于提升传统经济活动的效率，且移动互联网也呈现出流量红利日益近顶的展开期尾部特征（详见附图）。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以万物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有望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而疫情也正在加速这一变化，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版图开始发生永久性改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产业革命投射至不同国家/区域的差别已不再主要体现为范式变革阶段的不同，而更多表现为参与程度的区别。可以预见，率先建立由新范式所定义产业集群的国家，将奠定产业革命核心区域的地位，也将主导关键生产要素及分配体系的相应变化。